关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学习体会

“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是在中国社会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使用、流行并概念化的一对政治术语。前者针对的是改革的碎片化倾向，要解决整体性、协调性问题；后者针对的是可能生搬硬套西方做法的思想倾向，解决路子怎么走的问题。二者的关系，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是宏观的战略谋划与中观的战术路径的关系；前者确定”过河去“的目标，后者是探索”怎么过“的方法。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在一定意义上说，“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一种顶层设计，是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是在老路走不下去，新路不知在哪里的情势下的一种无奈却智慧的选择。他体现了一种实践精神，一种务实而不盲从盲动的负责态度。历史地看，“摸论”作为改革初期战术层面的顶层设计，其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十字关口，让那些六神无主、不知何往，或悲观沮丧、观望彷徨的人们，有了“闯一闯”、“试一试”的尚方宝剑和行动勇气。从而为自我救赎冲出了一条血路，为打开僵化局面赢得了时间，为推进变革积攒了经验。

   “顶层设计”属于战略谋篇，需要大格局、大智慧；“摸着石头过河”属于战术手段，一要胆大，二要心细。胆不大，则迈不出涉水第一步；心不细，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以上是关于这两个概念的一般性理解。下面想结合高校办学实际，谈谈怎样进行顶层设计，如何摸着石头过河。当年，是我们的经济遇到了大问题，因而才有摸论及其实践；今天，我们的教育出现的也绝不是小问题，需要不需要重提、重试摸论？值得深思。

  一、高校办学需要怎样的顶层设计

要对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科学的规划设计，首先必须对高校的办学实际做出切乎实际的评判。但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与学界、学者与官员，看法并不一致。

  政府及其官员看到的，是高校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大学城的拔地而起，毛入学率的迅速爬升，并为制造出这样一个体量奇大、举世无双的巨无霸而自鸣得意。

  高教界的同仁们看重的，是里子，而不仅是光鲜的面子。数量的增加，付出的是质量的代价；规模的膨胀，加剧了同质化倾向；毛入学率增长过快，如同幼儿个头疯长，营养不良。外表高大，内中空虚，严重缺钙。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问到教育的骨子里去，代表了学界同仁的心声。但对于这样一个关乎教育发展根本走向、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世纪之问”，人们往往或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问，隔靴搔痒；或以春秋笔法，外交辞令，避重就轻，不触痛点。

我们总是心怀善意，善解人意，把目前高校出现的种种问题矮化为“成长中的烦恼”，似乎不大乐意去质疑我们的顶层设计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办学套路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存在多大距离。我们的大学章程，到底有多少实际指导约束意义。

 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现实的人，既往的政治经验，把他们消磨成了更加理性自保的人。他们明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却宁愿选择缄默。要么，就揣着明白装糊涂，说些不痛不痒的淡话、正确无误的废话，“今天的天气，哈哈哈”；“西安的雾霾，哈哈哈”，如此而已。公共知识分子，一旦大面积患上政治冷漠症，一旦普遍地丧失批判质疑的勇气，不光自身堕落，尤其可能导致政治家放纵，权利任性，最终把社会推向集体非理性的危险境地。

 事实上，当初高校扩招、缴费上学，出发点并非让更多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而是通过刺激家庭消费，拉动内需。本末倒置的政策设计，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扩招综合征应声而至。大规模、大范围的高校合并，本身就带有十分浓重的长官意志权力冲动色彩。做大，就等于做强了吗？1+1就一定大于2了吗？未必！靠行政命令强行拉郎配，结果是名同志不同，长时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无形内耗。全国的医学名校，几乎全被吞掉，可怜的连个名字都不曾保留，受伤最为深重。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些吞并过多、体量过大的大块头学校，或许有一天，终因负荷过重，体力不支而主动提出分家，也不可知（太大了，受够了，不好玩，不玩了）。大有大的难处，小的是美好的，就像麻省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苑，以及朱清时长校时的中国科技大学。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高教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社会学反思”的文章，对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改革政策提出批评意见，笔锋所指，正是高教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但人微言轻，应者寥寥。

现如今，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甚多，积重难返。有学者甚至大声疾呼，中国的教育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严重倒退。我以为，这不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更不是心怀叵测，恶意攻击；而是痛心疾首，是恨铁不成钢！面对如此情势，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顶层设计？这里，我不谈设计的具体内容，专家学者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只谈谈顶层设计应当注意的几个原则性问题。

一是设计理念应体现前瞻性思维。大学通过人才培养服务社会，大学与社会有着天然密切的依从关系。但大学终究应当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从而保证其清醒地思考与精神独立。正向“哲学应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一样”。不是所有的大学都应遵从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否则，清华、北大也将沦为技术培训学校一样的层次。事实上，把就业的重负扛在大学的肩上，本身就很荒唐。教育领域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泛滥成灾，它对我们国家的伤害要比对经济领域的伤害深重的多、长久的多。教师为什么出不来拳头产品？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人物？国家为什么出不了顶尖级的科学家团队和原创性成果？一切都与我们急功近利的办学理念及制度安排相关联。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一定要触及一些根本性问题，一定要敢于说实话、出实招、办实事、见实效；一定要鼓励创新性实验，让计划管制思维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远离教育改革实践，试着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勇气，治一治教育顽疾。

二是设计目标应与国际水准看齐。比如，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令人尊敬的好大学，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名符其实的好老师，什么样的成果才是货真价实的好成果，国际高教界、学术界总有一些常用、多用或通行的评判标准，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标准就是标杆，就是导向，导向就意味着行动。怎样把知识分子的高智商用到点子上，把其兴奋点引导到学术创造上，而不是投机取巧弄虚作假上，迫切需要好的制度设计。这并不是说，国外的评价体系、标准与做法一定是完美无缺的，但肯定无疑的是，我们目前通行的评价办法是有严重缺陷的。如果长此以往，不思改进，自娱自乐，我们终将为国际同行小瞧、鄙视、耻笑、孤立直至彻底抛弃。

三是顶层设计必须遵从教育内部规律。以管机关的套路管高校，以行政化手段去行政化，以官本位思维反官本位，必定徒劳无果。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不能手太长，政府应学会当甩手掌柜、当不管部长。近来，高校管理行政化趋向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值得关注。

四是分层设计，还权于校。教育分层体系，既反映社会实际需求，又合乎不同人才成长的规律，需要一个相对稳定长久实施的制度设计。德国的职业教育能够成为国际样板，正是缘于他们有一套成熟完备、稳定持久、体系化、模式化的早期分流教育的制度设计，从而实现了各遂所愿、各扬其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教育目的。我们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应该学习更加本质的东西，应当把职业教育与上下两端打通一体考虑。我们曾经毫不费力地把解放后苦心经营几十年培育起来的中专教育体系打的支离破碎，人仰马翻，令人无比惋惜！我们自己亲手毁掉了办学声誉很好、教育体系完备的中师学校，今天却找不到学前教育的满意师资。片面追逐学历主义、高大上的浮夸风气虚荣心理，把一大批层次清晰、定位准确、特色鲜明、社会欢迎的中专学校淹没掉，这个教训应当汲取。大国办庞大教育，很难有一种模式设计可以覆盖一切，适应所有。顶层设计本身应有层次性，顶层设计必须体现科学、理性、实事求是精神。这是底线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撼动。

二、高校应拥有多少模石过河的权利

大学校长不好当，因为手中没权利。要使校长有职有权，政府一要舍得放权，二要保持对大学的信任。

高校应当拥有更多独立办学自主权。有强势婆婆，必定有懦弱媳妇。懒媳妇是勤快婆婆惯出来的。高校的婆婆既扛硬，又勤快，叫大学情何以堪!

允许大学“模石头过河”，少一点条条框框束缚，鼓励他们闯出各具特色的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既是放权，也是信任。

 “摸论”在大学到底能够走多远，根本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而不是高校自身的努力。

这可能是个敏感话题，容易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相混淆。这里，我更倾向于从学术的层面来探讨，因此需要加以特别说明。

中国的大学，诞生于危难之际，成长于风雨路上，好像就没有享受过多少安生的日子。只因为如此，一个世纪过去，还需要提“摸石头过河”，直令人唏嘘不已！

摸就摸吧，摸得过程也还充满挑战和刺激。

但许多时候，大学甚至没有摸着一试的权利。

  在座的各位领导，你们谁敢说，你就拥有自主决定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全权利？你就可以按照自定标准，决定聘谁不聘谁当教授，给谁加薪给谁减薪？你们有没有这个权利，我不知道，反正我没有，一把手也没有。一校之长，在常规业务上都不能为一校做主，他的积极性何来!主动性很来！创造性又何来！

 彼得大帝曾经说，试图保卫一切地方的人，什么也保卫不了。政府和大学，应厘清各自的基本责任。上帝的事情应该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应归凯撒。给大学以充分的自由探索空间，而不是琢磨着怎样把他的手脚捆的更死、更牢。这才是最大的善政。

在鼓励高校试水摸河过程中，政府要把握的几个原则是：

第一，不设禁区（办学政治方向除外），允许犯错；

第二，成功自享，风险分担；

第三，鼓励市场化改革试验；

第四，允许借鉴古今中外大学办学的成功经验。

 近几年，人民对民国时期的教育、特别是民国大学的研究持续升温、热劲不减，个中缘由，值得玩味。“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民国大学成功的因素有十条八条，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学所拥有的那种宽容气质与民主精神。在西南联大，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蔚成风气，现代大学制度最核心的特质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西南联大留下的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挖掘。

我想强调的是，前人冒着巨大风险摸石过河探出的、实践和时间业已证明是一条可行的路子，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加修正直接加以借鉴应用，不要再劳神费力去摸来摸去了，这样不是更经济、更划算吗？有哲人说，人类最大的愚蠢，往往是为了手段而忘记了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不会犯同样愚蠢的错误？值得深思！